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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帝制祸首到中共秘密党员:晚年杨度的华丽转身


从帝制祸首到中共秘密党员:晚年杨度的华丽转身

杨度


杨度,原名承瓒,字皙子,后改名度,湖南湘潭人,是近代中国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风云人物。他时而意气飞扬,独立潮头;时而独持己意,沦入茫茫俗世。他以热情豪迈的气概,创作了《湖南少年歌》,发出了“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的时代强音,真可谓豪气冲天。他为立宪运动鼓吹奔走,为速开国会呼吁呐喊,受到了时人的尊敬和称赞。他将做“帝师”及实现“君宪”的希望寄托于袁世凯,发起成立筹安会,为复辟帝制效力,则受到时人的指责和痛骂。然而,为了救国救民,他晚年知过就改,毁家纾难,不畏风险,确信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救中国的唯一指针,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完成了人生的华丽转身。

李大钊对杨度说:“海上的雾越浓,越需要灯塔指引。你望见那光,就不会迷航了。”

杨度早年主张君主立宪,发起筹安会,为袁世凯称帝奔走鼓吹,是有名的帝制祸首。然而,后来他又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名秘密党员。这似乎令人费解。

实际上,杨度是一位勇于补过、追求进步的知识分子。洪宪帝制失败后,他看到民国政治舞台上的风云变幻,认识到“君宪”难以救中国,便开始倾向革命。1922年9月,杨度到上海会晤孙中山,实现当年东京约定,跟随孙中山开始走上民主革命道路。孙中山紧握杨度的手说:“皙子,你能履行政治家的诺言,真是可人!”

杨度坦诚地说:“我的君主立宪主张已经失败,今后再也不会有君主出现了。我认识到时代已经不同,目前只有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加革命运动,才是救国的唯一出路。”他表示:“我这次来上海,就是为了遵守当年临别时的诺言,愿以劫后余年来为革命事业出力,协助先生完成民主革命,以救中国。”

但是,孙中山感到杨度在洪宪帝制时的名声太大,一个素来主张君主立宪者忽然加入国民党,会使国民党人难以接受。他希望杨度发表一个声明或检查书,向大家解释一番,然后再在组织上加入国民党。但性格高傲的杨度只是淡淡地说:“我不加入国民党,是照样可以为国民党工作的。”

从此,杨度跟随孙中山开始走上民主革命道路,时常奔波于京沪道上。

正是在上海莫里哀路孙中山的寓所,杨度第一次结识了中共著名领袖李大钊。杨度之所以能够弃旧图新而成为中共早期秘密党员,李大钊对他的影响起了决定性作用。

杨度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阅读过李大钊在《新青年》《每周评论》上发表的许多文章,加上李大钊还是倒袁运动的主将之一,故他对李大钊产生了敬慕之情。当杨度在上海莫里哀路拜见孙中山时,第一次见到了李大钊。此时,李大钊专程到上海会见孙中山,商讨“振兴国民党进而振兴中国”问题。这是杨度与李大钊的初次见面。

这年秋,杨度在北京宣武门胡鄂公家中,再次见到了主持北方革命运动的李大钊。李大钊对杨度说:“海上的雾越浓,越需要灯塔指引。你望见那光,就不会迷航了。”

杨度与李大钊多次交谈之后,表示愿意在李大钊的领导下,积极奔走于北京和上海之间,为共产党朋友做些有益的工作。这样,杨度就接受了李大钊交给的任务,利用自己与段祺瑞政府中上层人物的关系,了解政情内幕,以帮助北方党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

1927年4月5日,杨度去北京太平湖饭店,参加熊希龄女儿的婚礼。他在无意中遇到了北洋政府前外交委员会委员长汪大燮。两人本来是老朋友,见面之后不免寒暄一番。杨度问:“最近外交界有什么新闻没有?”

汪大燮得意地说:“外交方面可以说有新闻,也可以说没有新闻。”

杨度感到奇怪,问:“这是怎么回事?”

汪大燮把嘴凑到杨度耳旁,轻轻地说:“这事还须要保密,不过告诉你是不要紧的。”

杨度知道这里面一定有文章,就仔细地听着。汪大燮说:“张作霖大帅已经决定要对共产党开刀了。听说这些共产党人都躲在俄国兵营里,把那地方当作庇护所。张大帅决定要去进行一次大搜捕、大屠杀。”

杨度大吃一惊,连忙问:“那是俄国人的地方,在外交上是不允许我们进行搜捕捉人的,这不要惹出外交事件来吗?”

汪大燮从容不迫地答道:“今天张大帅已经派我和另外几个人去跟各国驻北京的使馆打过招呼了,声明我们将要进入东交民巷搜查俄国兵营。理由是前方战事吃紧,后方共产党人在进行破坏活动,影响京师的治安。希望各国公使馆谅解并协助。”

杨度知道事态的严重性,急出了一身冷汗。此时,李大钊等共产党人确实已躲进东交民巷的俄国兵营里,张作霖竟然不顾国际公法要闯进使馆,李大钊等人处于危险之中。

杨度连忙推说有事,中途退席。回到家中后,他就让长子杨公庶速去章士钊公馆,向章士钊讲述情况,让章氏从速转告李大钊离开苏联使馆。章士钊立即将消息告诉了在苏联使馆的李大钊。得到消息后,有人不信张作霖敢于和外国使团冲突,认为这个消息不可靠,就没有马上转移。很显然,他们认为历届北洋政府都惧怕外国使团,张作霖绝对不敢进入俄国兵营。因此,只有几位同志转移到别处隐蔽,而李大钊等人则留了下来。

4月6日早晨,杨度特地派杨公庶到东交民巷附近去察看动向。果然,张作霖已派兵把俄国兵营包围了,封锁了交通,并进入兵营大肆搜捕。包括李大钊全家4人在内的36人被捕,被关押在京师警察厅看守所。

杨度得知情况后,不顾个人安危,立即前去安国军司令部面见张作霖,郑重提出应将李大钊等人移交地方法院审理,试图使李大钊等人不至于被军法速决,赢得时间,再作进一步营救。而后,杨度两次派儿子杨公庶前去京师警察厅看守所探视李大钊,通告社会各界对此案的关切情况,以示安慰。

为了营救李大钊,杨度借重时任北洋政府司法总长及教育总长的章士钊竭力周旋。同时,他断然卖掉在北京的住所——“悦庐”公馆,换得4500块大洋,用来营救李大钊出狱。在杨度的奔走呼号下,许多社会名流与进步人士参与了营救。杨度在营救活动中得知北方铁路工人计划劫狱,表示同意。但李大钊坚决反对:“我个人为革命为党牺牲是光荣而又应当,但已是党的损失。我不能再要同志们冒险,应当保存力量不使革命再受损失。”

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等20名革命同志被张作霖施以绞刑杀害。李大钊的牺牲,令杨度万分悲痛,也让他认清了北洋军阀的反动本性,同时为共产党人坚持真理、视死如归、为革命献身的伟大精神所感动。杨度以能与李大钊结为挚友为幸事,遂与妻子徐粲楞商量,卖掉北京家里的值钱首饰,变卖了在青岛的房产,将所得金钱全部用来救济死难者家属。这便是杨度毁家纾难美谈的来源。

革命先烈淋漓的鲜血,唤醒了杨度那颗救国救民的赤诚之心,促成了其晚年最重要的人生转变。

杨度表示:“为了挽救中国,愿尽一切力量为共产党工作,愿以自己的社会地位、身份、关系,为党贡献情报。”

1928年初,杨度从北京来到上海,以卖字和为人撰写碑文及墓志铭为生。因杨度以汉隶和魏碑书法见长,文才出众,故慕名前来求字者络绎不绝,请其代书寿诞文或撰写墓志的酬金也极为丰厚。杨度除了日常生活花销外,将所余的钱捐献给上海“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和“中国革命互济会”。

“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创立于1930年2月12日,由鲁迅、柔石、郁达夫、田汉、夏衍、冯雪峰等人在上海发起建立,简称“自由大同盟”,其宗旨是号召争取言论、出版、结社、集会等自由,反对南京国民党政府的独裁统治,主张“不自由毋宁死”,并出版了机关刊物——《自由运动》,在南京、汉口、天津等地设立50多个分会,吸收了许多学校、文艺团体和工人组织参加。与此同时成立的“中国革命互济会”,是以郭沫若为首的社会名流发起成立的,主要工作是营救被反动派逮捕的革命者,或筹款救济他们的亲属。它开始称“中国济难会”,后改名为“中国革命互济会”,并在上海开办了大同幼稚园,专门抚养中共烈士遗孤或秘密革命者的子女。

杨度断定“自由大同盟”和“中国革命互济会”是做好事的慈善团体,就坚持不间断地向它们捐款。正是因为杨度的诸多义举,思想上追求进步,加上决心不为反动政府做事的表现,遂被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所看重。

中共党员王绍先与杨度是同乡,经常到杨家聊天。王绍先还经常搞到一些进步书刊带给杨度阅读。1929年春,中共上海特科负责人陈赓在王绍先陪同下,来到杨度家里。在交谈过程中,陈赓提出希望杨度能为中国共产党做些工作。杨度当即表示,愿意为中央特科收集和提供有用的情报:“为了挽救中国,愿尽一切力量为共产党工作,愿以自己的社会地位、身份、关系,为党贡献情报。”

此时的杨度,担任上海“闻人”杜月笙的私人顾问,为获取有价值的情报提供了便利。杜月笙是上海“青帮”头子,徒弟众多,控制了为数众多的基层势力,是蒋介石的结拜兄弟、秘密高参,与租界的巡捕房也很有交情,与黑白两道各界人物相交甚好,堪称上海滩非常有势力的风云人物。

杜月笙为了抬高身份,附庸风雅,常请杨度为他写条幅或题写诗词,悬挂到杜公馆大厅内,供宾客观赏。他见杨度是位闲居上海的知名人士,就聘请他为名誉顾问,每月送500元车马费,以示敬意。杨度为了便于为共产党做地下工作,就接受了杜月笙的礼遇。杜月笙还将法租界华立路155弄31号(今上海瑞金二路)一栋洋楼公馆,提供给杨度居住。

杨度以受到杜月笙的尊重为掩护,广泛地与上海社会各界人士交往。在品茶、饮酒、打麻将,乃至进出戏院、电影院、宾馆等处游乐中,通过随意交谈,杨度收集了众多来自国民党高官大员们的反共情报或绝密军情,然后通过秘密渠道,及时转送给他在中央特科里的单线联络人潘汉年。

1929年秋,因为对中共忠诚坚定,为中共提供的情报准确无误,贡献突出,经潘汉年介绍,由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周恩来批准,杨度加入中国共产党。周恩来是杨度晚年最信赖的人。周恩来曾对杨度说:“皙子先生,历史会替你说公道话的。”杨度颇有感慨地对自己的子女说:“要想救中国,我看只有共产党来领导才能做到。”

1930年,中共中央决定在上海筹备出版党的地下报纸《红旗日报》,潘汉年特请书法高手杨度题写报头,为这份报纸添色增光。杨度毫不犹豫地一挥而就。只是这幅题字在《红旗日报》上刊出以后,很少有人知道这是杨度所写。

杨度入党之时,正值白色恐怖猖獗,他将母亲送回长沙,作好了随时为革命献身的准备。他利用特殊的社会关系,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为革命做了不少别人难以替代的秘密工作。由于身份特殊,入党后的杨度不需要参加组织生活,而是以秘密党员的身份,专门在敌方营垒里担任情报员,将收集到的情报转送给中央特科。一旦遇有紧急而重要的情报,又因临时脱不开身,杨度则指派妻子徐粲楞或女儿杨云碧,以假装外出购买日用品为由,巧妙地将情报交给地下党组织。

同时,杨度将他所住的洋房,作为被追捕的共产党人的紧急避难所。因为这座洋楼是杜月笙的私有房产,楼内住着杜月笙的上宾杨度,法租界的巡捕负有保证安全之责,国民党特务不敢轻举妄动闯入搜查。故许多共产党人得以在杨度家里躲藏,待风声过后妥善转移。

1931年夏,中共中央地下组织遭到敌人严重破坏时,曾将流落街头的毛岸英、毛岸青加以收留的中央特科成员董健吾,在身份暴露后,为了躲避敌人搜捕,就曾在杨度家住了几十天,待大搜捕过后才转移出去。

杨度入党之后,在共产党革命同志间从不互称“同志”,而是以“先生”“兄弟”相称

1931年4月,顾顺章叛变,潘汉年随后协助陈云负责特科工作,周恩来指定由在上海文化界从事地下工作的夏衍与杨度单线联系。根据组织规定,夏衍每月与杨度联系一次,送给他一些党内刊物和市场上买不到的“禁书”,向他通告国内外形势——主要是中央苏区以及鄂豫皖、湘鄂西苏区红军发展的情况和红军反“围剿”战争的情况。由于杨度知道许多北方军阀、国民党内部的派系矛盾,每当他与夏衍谈到这些问题时,常常出语惊人。他不止一次地把亲笔撰写的国民党内部情况,装在用火漆封印的大信封内,让夏衍转给上级党组织。

最初,夏衍并不知道与之进行单线联系的这位情报员就是杨度,只知道这位很有身份的姓杨的绅士是位秘密党员。后来逐渐熟悉了,杨度告诉夏衍:“我就是杨皙子。”夏衍听后大为吃惊。一个帝制祸首,居然是中共秘密党员,确实富有传奇色彩。杨度向夏衍作了自我解剖,说自己平生做过两件错事:一是辛亥革命前,拒绝跟孙中山合作,他对孙中山说过:“黄兴可以和你共事,我可不能和你合作。”对于这件事,杨度曾向孙中山认过错。二是“我一贯排满,但我不相信中国能实行共和,主张中国有一个皇帝来统治,这件事直到张勋复辟后,我才认识到错”。

当时,上海一些小报上说杨度是杜月笙的徒弟。杨度闻听后不以为然,既不承认,也不辩驳。他对夏衍说:“我一没有递过帖子,二没有点过香烛,我称他杜先生,他叫我皙子兄。老实说,我不是青帮,我是靠卖字画为生的‘清客’而已。”

杨度入党之后,在共产党革命同志间从不互称“同志”,而是以“先生”“兄弟”相称。如杨度对周恩来是十分敬佩的,但他也还是开口“翔宇兄”,闭口“伍豪先生”。

1931年9月17日,杨度因病不治在上海逝世。他在弥留之际,自撰一副挽联,来表明自己充满功过毁誉的人生历程:

帝道真如,如今都成过去事;

匡民救国,继起自有后来人。

这副绝妙的挽联,由其妹妹杨庄书写,悬挂在杨度遗像两旁。

为了救国救民,杨度走了不少坎坷的道路,受过不少讥讽嘲骂。他晚年知过就改、毁家纾难、不畏风险,最后终于找到了真理,确信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救中国的唯一指针。

杨度逝世后,丧事由长子杨公庶主持,家中挂满了白色的竹布挽联,还有各方面送来的唁词、花圈等。前来吊丧的各界人士都有,有杨度的旧友,有国民党官员,有杜月笙、张啸林等上海“闻人”。据说,周恩来曾派地下党员秘密前往临祭送葬。

杨度被安葬在上海江湾公墓,墓碑由挚友夏寿田书写。抗战开始后,上海沦陷,日军要在江湾修建飞机场,勒令迁坟。徐粲楞便把杨度的棺木迁往上海西郊华清乡寅春庙附近,重新修建了坟墓,墓碑仍用原碑。十年浩劫中,杨度坟墓不幸被毁。1978年以后,杨度坟墓被重新修建于上海虹桥路万国公墓。新墓落成时,将从前由夏寿田题写的“湘潭杨皙子先生之墓”的旧碑石,重新立在杨度的新墓前。因多数人已经不知道“杨皙子”是谁了,所以有关部门特请赵朴初在墓碑前题写了“杨度之墓”四个大字,加立在旧碑石前,并刻上200多字的碑文,简述了杨度的生平,供世人观瞻。

周恩来临终前说:“当年袁世凯称帝时,‘筹安会六君子’的第一名杨度,最后参加了共产党,是我介绍并直接领导他的。”

作为中共特科秘密党员的杨度,在其人生最后两年中,为党的事业忠诚奋斗,可歌可嘉,但他的地下秘密活动属于党内特别机密,在杨度生前只有很少几位中共领导人知情。故其死后,他在中央特科工作的这段历史被尘封了40多年。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潘汉年很早就遭错捕,并长期受到关押,没有人再提起某些中央特科人员是如何领导秘密党员对敌斗争的英勇事迹;而社会上的一些人仅仅记住了杨度曾是筹安会的帝制祸首。就连与杨度有短时间联系的夏衍,因政治环境所限,也不便对杨度的地下革命活动多说。

唯有批准杨度入党的周恩来,始终默默地记着晚年杨度其人其事。

1975年冬,身居病房接受治疗的周恩来疲倦地躺在病榻上,由于病魔的折磨,他几天来一直处于半昏迷状态。当神志稍微清醒时,他知道自己来日无多,但还有一件事一直萦绕在心头,这就是关于杨度的党籍问题。他把秘书叫到跟前,请秘书转告有关方面负责人王冶秋:“当年袁世凯称帝时,‘筹安会六君子’的第一名杨度,最后参加了共产党,是我介绍并直接领导他的。请告诉上海《辞海》编辑部,《辞海》上若有‘杨度’辞目时,要把他最后加入共产党的事写上。”

王冶秋听了这一番石破天惊的话以后,一面告知上海《辞海》编辑部,一面向一些还健在的老同志打听杨度当年入党的详情。大家都觉得奇怪,从来没有听说过杨度加入共产党。但是大家认为周恩来重病在身,还记住向有关同志交代这件事,说明他关心同志,不忘为革命作过任何贡献的人,确实是胸襟磊落、处处体现党的政策的典范。

1978年7月30日,曾长期在周恩来身边做秘密工作的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在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上撰文回忆周恩来,将杨度最后加入共产党的内情向社会各界公布出来。随后,夏衍、李一氓等遵从周恩来的嘱告,分别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纪念文章,将杨度晚年入党及为党作出的独特贡献,公之于世。